1974年，彭德怀在北京301医院病重时，把侄女彭梅魁叫到身边，谈起身后事。他没有交代什么贵重物品，而是反复提到几位身边工作人员，其中包括警卫员景希珍，并留下了分配3000元的嘱托。 彭德怀对彭梅魁说，景希珍一家孩子多，妻子长期有病，生活并不宽裕。自己曾经给过他3000元，但那笔存款后来被冻结。若自己的存款能够退还，就再给景希珍3000元，也不要忘了秘书綦魁英和司机赵凤池。 这段话的分量，不在于3000元本身，而在于彭德怀临终前仍记得工作人员的家庭处境。几十年革命生涯中，他接触过许多人，却把这几个人的困难记在心里，说明彼此之间并非普通的上下级关系。 景希珍1950年开始担任彭德怀的警卫员，随后跟随他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彭德怀军务繁忙，仍会抽时间教景希珍识字、读报。对一个文化基础薄弱的年轻战士来说，这种帮助改变的不只是几页纸，而是他认识世界的方式。 1951年，景希珍收到未婚妻张玉兰寄来的信，兴奋地拿给彭德怀看。彭德怀读完后，肯定信写得不错，还提醒他及时回信，并亲自替他修改错别字。这样的事情看似琐碎，却让警卫员感到首长并不只关心战场上的任务。 1952年4月，彭德怀回国治病，批准景希珍回乡探亲，还给了路费。得知景希珍与张玉兰属于包办婚姻，彭德怀没有简单替他作决定，只说：“回去好好商量，同意就办，不同意也不能勉强。”这句话很朴素，却体现出他对部下婚姻生活的尊重。 后来，景希珍与张玉兰成了家。彭德怀继续工作，景希珍也一直留在他身边。1965年11月28日，彭德怀前往四川参加三线建设工作，景希珍、司机赵凤池和秘书綦魁英都随行南下。 彭德怀到成都后，并没有把自己关在住处里。他查看物价，了解群众生活，还多次深入工厂和矿区。1966年4月，他在永川花果山煤矿考察三天，吃的是职工食堂饭菜，问的是井下生产、安全和工人工资。 有一次座谈结束，他得知工人因为参加谈话耽误了工作，便准备掏钱补偿一天工资。工人代表赶紧解释，参加座谈仍然照发工资，他这才收回钱。这个细节很能说明问题：在彭德怀看来，工人的劳动时间不能被随意占用，更不能把首长的关心变成别人额外的损失。 他还反对为自己单独放电影。永兴巷住处附近的小礼堂曾因安全考虑，不对外售票，彭德怀得知后很不高兴，认为这样会使自己脱离群众。他要求恢复正常放映，后来礼堂重新开放，群众也能够进场观看。 1966年7月的一天晚上，彭德怀在成都永兴巷7号院内乘凉，把景希珍叫到身边。他谈到景希珍跟随自己多年，也提到对方妻子有病、孩子较多，随后提出给他3000元。景希珍不愿接受，彭德怀却说：“不要犹豫，执行命令。” 景希珍后来把钱存入附近邮局储蓄所，存期三年，存单背面登记的地址正是永兴巷7号。多年以后，他回忆起这件事，才逐渐明白，彭德怀当时或许已经意识到两人将要分离。 此后，景希珍曾在火车上见到彭德怀一面。彭德怀紧紧握着他的手，说了几句感谢的话。两人这一别，长达12年没有再见。景希珍保留着彭德怀写给他的信，偶尔翻看，往日相处的片段便重新浮现出来。 彭德怀逝世后，遗产问题长期没有处理。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开始为彭德怀落实政策，相关部门补发了应有的工资，遗产才进入处理程序。浦安修受托接管后，与彭梅魁、彭钢等人商议分配办法。 彭德怀留下的财物，主要包括工资、稿费和少量物品。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著作等书籍，留作亲属和浦安修纪念；手枪及有展览价值的物品，交给军事博物馆；部分生活用品，则由亲属保存。 按照彭德怀生前交代，浦安修把3000元交给景希珍。那不是一笔凭空出现的钱，而是对一名老警卫员多年陪伴与照料的确认。剩余款项后来用于家乡教育和相关回忆资料整理。每逢11月29日彭德怀忌日及清明节，景希珍、赵凤池等人仍会前往八宝山革命公墓祭奠。 特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