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到某乎上一个认证为“中级人民法院法官”的博主“求解”，他 直呼强奸一词已被“盗用”—— 在过去的语境下，强奸是指以拳头殴打、持刀威胁、使用迷药、捆绑等手段，使女性完全不能反抗、不敢反抗的严重暴力行为。 在此类情形中，女性不仅遭受了心理上的侮辱，更重要的是，其人身安全面临生命级别的重大威胁。 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强奸罪的暴力与强迫被剥去，留下的是“违背妇女意志”这一极具主观性的概念。 而我之前写过两次的最近也发了一个视频，他说—— 最近接了很多强奸案的咨询，发现和以前不一样了。 本来是自愿发生关系，结果被老公、家长或者其他人发现后，女方迫于社会评价、道德压力，反过来告对方强奸。 这种案件现在特别多，尤其是未成年人的情况。 还有成年人之间的类似情况，比如同事、上下级，甚至同楼的邻居，本来你情我愿，结果被女方老公发现、被同事撞见，女方迫于家庭和道德压力，就把自己变成“被害人”，说对方长期强奸、长期蓄谋强奸。 所以遇到这种有冤情的案件，一定要找律师辩护，该打无罪就打无罪，该争取轻判就争取轻判。 联想到我去年写过的《》里，也有类似的论述—— 强奸案面临的困境是，由于多发生在密闭空间，往往很难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更多是靠被害人、被告人两张嘴来还原经过。两人各执一词时，办案人员天然会倾向于采信女方说法，证明标准远低于普通刑事案件。即便证据链完全无法闭合，案件还是一步步推动着。 是什么让亲密情人反目成仇？我想到任卫华大法官在《刑事证据判断》一书中的论述“人在生活中不会都看重操守，但是都会看重名誉。一个有伴侣的女人可以与其他男人有肉体关系，这种关系可以激发炽烈的情欲。可是，这样的女人却丝毫没有勇气对人坦承这种关系。当面临这种关系暴露的危机时，因为顾忌强大的道德压力，为了保全名声，她们通常只会有一种选择，那就是牺牲情人的利益，不论情人因此会沦落到何种境地。这是一个规律性原因。” 这段话概括了大量“事后反悔型”强奸案的诱因。我们办理过的案件中，有因与网友深夜酒店见面，被父母发现后被带去报案的（驻马店案）、有因发生关系后男方拒绝恋爱，女方反悔报案的（南昌案）……根本上的出发点都是女方要保护自己的名声。 何智娟律师，公众号：刑辩女团 综上来看，“强奸罪”确实已经被异化了。就说以前的强奸犯， 在监区里那是底层中的底层，狱友要么懒得正眼瞧，要么各种找茬搞事情，尤其是那些侵犯未成年甚至自家孩子的，更是三天两头会挨打。可是现在呢？但凡经常上网的群众，谁看到“强奸”二字心里不咯噔一下，下意识觉得“存在诬告的可能”。 因为密闭空间性行为的证据结构天生就是畸形的，没有监控、没有第三人、床单上什么也提取不出，最后就只有“她说不、他说要”。 按理说，这种案子更应严守“排除合理怀疑”。但实务里却往往在用一种懒人逻辑，就是只要女方哭得梨花带雨，哪怕男方解释得再顺，也会被先入为主认定为“强奸罪嫌疑人”。等聊天记录、避孕套没拆、事后还在撒娇要钱买鞋、男方离开后女方继续睡等等客观事实摆出来，案子往往已经走到一审宣判了。 于是就出现了很荒诞的情况，明明是自愿发生，却因为关系暴露而让女方不得不改口说是“他强迫”，公安就立马以强奸立案。在此过程中，男方举证成本极高，而法院一审也不担“放走坏人”的骂名，而是先定了再说；到二审也不一定能翻案，往往是直到再审才翻，但男方已经坐牢，丢工作，全方位社死了。 像这样的很多“事后反悔型”，也不用是女方天生就是坏种，而是这段不当关系曝光后，她只能选择保全自己、牺牲情人，也就是用国家刑罚去擦私人的道德屁股。 反过来，当“强奸”被用滥，那些真被灌醉、被压住、被捂嘴、赤身跑出酒店求救的被害人，反而要额外自证为什么“不第一时间报警”、为什么“还收他红包”、为什么“穿那么少去见他”等等。 而真正的强奸犯就这样被连带着稀释了社会评价，他们无论在哪都可以辩称自己是被冤枉的，反正总有人会信——因为目前诬告强奸的案例实在太多，很多人从以往的一听“被强奸”就信，转变为了一听“被诬告”就信。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跟法条本身无关，只关乎公众信任。 公开能查询到的强奸案再审无罪案例，自2000年至今，仅十余起，而强奸罪一年的立案量有近三万起。 “刚被抓的时候，别人告诉我，一旦立案了，再想给我改判无罪，或者把我放了，那就证明前面工作有失误，谁也不愿意承认，这个案子是证据确凿也好、是模模糊糊也罢，都要给我定下来”，王龙双目含泪。 何智娟律师，公众号：刑辩女团 所以说强奸案冤错往往是一种结构性的摆烂，因为从立案到批捕，从起诉到判决，当中的每一个环节，基本上都不愿、不敢、不乐意去当那个踩刹车的人。 最近不是有个16岁小伙与14岁女生发生性关系获刑3年申诉被驳回嘛，其实关于这个，是有一条“青梅竹马条款”的。 只可惜如果女方父母因为发现孩子发生了性行为怒而报警，女孩子迫于父母压力改口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