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白发用一双发卡别在耳后并“泛起浪花”，黑色的双排扣上衣配以一条小小的丝巾，徐徐道来的语调之下透着清晰的思路和稳定的情绪。 坐在我们面前的这位优雅女性，就是曾在香港律师界和政坛闪耀多年的明星梁爱诗。如果不是事先知道她出生于1939年4月，很难相信她已年满85岁。 在这段漫长的人生岁月，她经历了从“熟读羊皮纸契约”到“走进电子化记录”的时代变迁，对法律事务有清晰的认知，并建立了自己的法治观。 近日，红船编辑部对梁爱诗进行了专访，听她讲述自己如何选择律师这一赛道、如何接受律政司司长的委任、如何进行“一国两制”道路的探索、如何理解爱国者治港等故事。 ▲梁爱诗 选择做律师， 从学习“羊皮纸契约”到见证“电子化记录 ” 梁爱诗一生从事法律职业。 香港回归前夕，梁爱诗完成了从一位著名律师到特区政府首任律政司司长的华丽转身。她与法律的这份深厚之缘，则要从一个选择说起。 梁爱诗出生于20世纪30年代末期，当时的香港并不像今天这样繁荣先进。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的孩子，她虽然多了比普通女孩子难以拥有的求学机会，但一样会受困于当时社会对女性的歧视。 在香港的教会学校——圣心书院毕业后，梁爱诗选择去圆自己的律师梦。 律师因职业门槛高，被归于“精英阶层”。当时的香港，选择成为律师的女性少之又少，便与对女性的歧视分不开。一个公开的数据显示，20世纪70年代初期，全香港只有190多名律师，而女律师更是不足20名。换言之，梁爱诗要进入这个行业，意味着冲破社会壁障和男性精英一起竞争。 在接受采访时，梁爱诗只字未提自己跻身律师业的艰辛，只是介绍了律师行业的发展状况—— 我们当律师的时候，香港只有一个大学，香港大学，但是它没有法律系。所以，需要到英国去念法律，考取英国的（律师）资格，然后回来之后，可以在高等法院登记当律师；或者是通过远程教育参加法律学院考试，还是英国的律师机构派人过来考试，当然也可以到英国那边考试。这样培训（受到的法律训练）不是很完整的。 现在，是要先用4年拿到法学学位，然后第五年进修专业文凭。如果是当律师，要用两年时间实习，因为律师的职业面比较广，如果当大律师是（实习）一年。所以，培训是也挺规范。 我们以前是5年的实习，最初去（律所）的时候没有学术知识，开始一方面念书，一方面实习，所以效果没这么好。因为，一个好的律师不一定是好的老师，还有他愿不愿意教，你愿不愿意学。 梁爱诗进入律师行业，走的是师傅带徒弟的路径。她进入冼秉熹律师行拜师学习，这一学就是整整5年。 1967年，梁爱诗学成出师并通过律师资格考试考取了律师牌照。次年，她正式上岗执业。 如今的香港，已有三所大学有法学院，香港大学的法律教学水准堪称世界一流。站在这样的现实面前回忆往事时，梁爱诗禁不住心生感慨：“现在有三个大学有法律系，人才的培训还是比较容易。但是，培训也是经过一个很大的转变。” 梁爱诗说的转变，包括香港法律人所使用的语言。她入行时，课本是英语的，老师用英语教学，律师到法院去办案也使用英语。后来，开始有了双语立法。 据梁爱诗介绍，双语立法起始于20世纪80年代。一开始，是“把旧的法律翻译成中文”，后来开始用英文和中文两种语言立法。 随着立法语言的改变，律师的工作也开始发生变化。 “以前，律师到法院去只可以用英语陈词。法官懂得中文，还是要经过翻译员的翻译（把英文翻译成中文）。证人是可以讲中文，但是律师跟大律师就只可以用英语。”梁爱诗介绍道。 梁爱诗在介绍上述历史时，还联想到一段往事—— 原来的时候，我们做合同，就是把英语的合同翻译过来，但是这个翻译就不伦不类，内地的商人就不了解这个内容。在80年代初期，（内地商人）只要看到钱，什么合同都签字，但是慢慢吃过亏以后，他们认真起来，我们也要把内容消化了，重新用中文写出来。 这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所以说，这几十年法律的发展是一个很大的变迁。 在讲述上述法律变迁的往事时，梁爱诗感慨“用具也不一样了”。她所学法律的内容，就包括“以前的契约是用羊皮纸写”，后来是手写（在纸上），接着是打字机，后来是电动打字机，现在是数字文件。 “你看法律文件，以前一定是白纸黑字，现在是包括电子的记录，所以要追上变化。”梁爱诗补充道。 特别需要介绍的是，梁爱诗选择以律师为业，并非出于金钱上的追求，而是因为律师是一个受人尊重职业。 “法律服务是一个最古老的社会服务，我们也尽管说是排难解纷，人家有问题的时候，你帮他解决，不一定是要赢案件，但是要解决他的问题。所以，一直以来法律是一个受尊敬的行业。”梁爱诗在接受采访时如是说。她还以早期英国律师收钱的方式，来佐证自己的观点。 以前，英国的大律师不跟当事人说收多少钱。他穿着一个袍子，袍子后面有一个帽子，帽子放下来就成了一个袋子。律师讲得好的时候，当事人就在袋子里放金币，“觉得他的服务好的时候，随意给他钱”。 受此影响，梁爱诗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