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夏天，北京北海公园，杨振宁应邀参加了一场特殊的接待活动。此时的周恩来正在住院，原本熟悉接待工作的安排只能作出调整，负责出面的人，变成了江青。 这次会面后来被杨振宁记住，并不是因为宴席规格有多高，而是因为席间的气氛和江青的谈话方式，与他此前几次回国时接触到的领导人，形成了明显反差。 杨振宁是世界物理学界的重要人物。1942年，他从西南联合大学毕业；1945年赴美国芝加哥大学深造，后来长期在美国从事物理学研究。由于当时中美关系紧张，他与祖国隔绝了二十多年。 1971年，中美关系出现转机。杨振宁成为较早回到中国访问的知名华裔科学家之一。这次回国的意义，不只在于一位物理学家的归来，更在于它向海外华人学者传递了一个清晰信号：中国愿意同世界科学界重新建立联系。 抵达北京后，杨振宁见到了老朋友邓稼先。两人交情深厚，但涉及中国核武器研制的具体情况，邓稼先始终守口如瓶。杨振宁后来提到，美国方面曾有传闻，认为中国原子弹研制队伍中有参加过“曼哈顿计划”的科学家。 邓稼先没有在见面时直接回答，而是在杨振宁离开后写信说明：中国早期确实得到过苏联专家帮助，后来的主要研制力量，则是中国自己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这封信既说明了事实，也体现出那一代科研人员极强的保密意识。 杨振宁第二次回国时，受到周恩来接见。谈话并没有停留在礼节层面，周恩来关心的是中国科研和教育如何发展，杨振宁则直言，基础科学和理论研究不能长期被忽视，否则应用技术也会受到限制。 这番意见引起了重视。对当时的中国来说，科研条件有限，很多人更看重能够迅速见效的项目，基础理论往往被认为“离实际太远”。杨振宁的提醒，实际上触及了科学体系建设的根基。 1973年，杨振宁提出希望见毛泽东。会谈中，两人谈到了物理学、哲学和国际形势。杨振宁后来回忆，毛泽东谈话范围很广，思路也很敏锐。临别时，他曾表达敬意，毛泽东则以“万寿无疆不科学”作答，表示只希望在有生之年为人民服务。 这次回国期间，周恩来还设宴招待杨振宁夫妇，邓小平作陪。几次接触下来，杨振宁感受到的，是不同领导人在谈吐、作风和关注重点上的差异。也正因为如此，1974年的北海公园之行，给他留下了格外鲜明的印象。 江青在席间谈起自己的童年经历，说自己小时候生活艰苦，甚至难以想象。杨振宁只能礼貌回应：“旧社会确实很苦，新中国成立后，人民生活有了变化。” 江青的早年经历并非完全虚构。她出生于山东诸城，少年时期家庭生活困难，后来曾离开家乡谋生。只是，个人经历如何被讲述，往往也会反映讲述者当时的心态。那场谈话中，江青更多是在强调自己的苦难和特殊经历，语气并不平和。 杨振宁后来回忆，江青说话“很傲气”，这种居高临下的姿态让他不太习惯。对一位长期生活在学术环境中的科学家来说，讨论问题可以尖锐，待人接物却不必处处显露权势感。席间的细节，往往比正式讲话更能让人看清一个人的性格。 值得一提的是，北海公园当时并非普通游览场所。自1971年起，公园一度停止对外开放，主要用于中央领导休息和接待。周恩来、叶剑英等人都曾在这里活动，直到1978年才重新向公众开放。杨振宁在此受到接待，也说明当时有关方面对他的访问十分重视。 1976年，杨振宁再次回国。国内政治气氛复杂，华国锋亲自会见了他。与一些公开场合不同，华国锋谈话较为务实，没有把重点放在政治口号上，这种作风给在场人士留下印象。 后来，杨振宁认为，自己与华国锋的会面，或许间接促成了华国锋与叶剑英之间更进一步的接触。不过，历史进程从来不是由一次会面单独决定的。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是多方面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不能简单归结为某个人的一次谈话。 杨振宁多次回国，既有个人的家国情怀，也有对中国科学事业的关切。他向国内介绍国际学术发展，推动基础物理受到重视，还以自身影响力联系海外华人学者。清华大学物理学科后来得到发展，与这些持续不断的交流和推动有着密切关系。 特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