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屏幕亮起的那一刻，墙上的挂钟刚好指在晚上十一点半。我正靠在床头，戴着老花镜翻看一本旧杂志，屋里安静得只能听见秒针走动的声音。微信发出“叮”的一声脆响，在这个空荡荡的两居室里显得格外突兀。 我拿起手机，眯着眼睛点开那个红色的数字“1”。是一个新的好友申请，头像是一张风景照，长白山天池。验证信息只有简简单单的六个字，却像一柄重锤，狠狠砸在了我的胸口上：“我是秀芬的爱人。” 我今年62岁了，退休前是市里一所中学的物理老师。老伴五年前因为心梗突然走了，唯一的儿子在南方成家立业，一年到头也回不来两次。退休后的日子，就像一潭死水，每天除了去菜市场、看电视，就是对着空屋子发呆。直到一年前，我在小区的广场舞队伍里，认识了秀芬。 看着那条好友申请，我的心脏不受控制地狂跳起来，手心里瞬间渗出了一层冷汗。老年人的身体经不起这样的惊吓，我甚至能感觉到太阳穴突突地跳动。脑海里闪过无数个念头：他怎么知道我的？他想干什么？是来兴师问罪，还是明天就要到我家里来大闹一场？ 我盯着屏幕看了足足有十分钟，最终我还是颤抖着手指，按下了“通过”。逃避不是办法，该来的总会来。 通过之后，那边没有立刻发消息。那一夜，我几乎没有合眼。我反复翻看着我和秀芬的聊天记录，那些嘘寒问暖的话语，那些只有我们两个人知道的秘密约会，此刻都成了悬在我头顶的刀。 淑芬比我小四岁，是个极爱干净、说话温和的女人。起初，我们只是在跳完舞后顺路一起走回家。后来，不知道从哪天起，变成了一起去早市买菜。再后来，她会在炖了排骨汤后，用保温桶装好，偷偷挂在我的门把手上。 老年人的感情，往往不是从皮囊的吸引开始的，而是从对孤独的恐惧中滋生出来的。有一次我发高烧，在床上躺了一天一夜，滴水未进。那天秀芬发现我没去跳舞，打我电话又不接，急得敲开了我的门。看到我生病的样子后，她给我熬了白米粥，用温毛巾给我擦汗，坐在床边陪了我一整个下午。看着她在厨房里忙碌的背影，听着锅铲碰撞的声音，我那颗枯死的心，突然就活了过来。 秀芬是有家庭的，这我知道。她很少提起她丈夫老赵，偶尔说起，也是一声长长的叹息。她说老赵是个粗人，年轻时脾气暴躁，没少让她受委屈；现在老了，虽然不打骂了，但两人在家里就像合租的室友，一天也说不上三句话。老赵每天不是去棋牌室打牌，就是在沙发上刷短视频，连她生病了，他也只会不耐烦地说一句“自己去医院看”。 过去的一年里，我们像两个在寒冬里抱团取暖的刺猬，小心翼翼地享受着久违的温存。秀芬会在老赵去外地走亲戚的时候，来到我家里。我们会一起包一顿饺子，一起坐在沙发上看一部老电影。我教她用智能手机剪辑跳舞的视频，她帮我缝好掉落的衬衫纽扣。我以为，只要我们足够隐蔽，这种偷来的幸福就能一直维持下去，直到我们彻底老去。但我忘了，纸终究是包不住火的。 第二天早上八点，老赵的消息发过来了，没有铺垫，没有谩骂，只有一句极其平静的话：“上午十点，沿河公园南门的茶室，见一面吧，就我自己。” 我深吸了一口气，回复了一个“好”。换上了一件干净的外套，我在镜子前站了很久。镜子里的我，头发已经花白，眼角满是皱纹，看起来就是个普普通通的小老头。我不知道一会儿要面对怎样的狂风暴雨，但我决定不躲。我对秀芬是有真感情的，如果老赵要打要骂，我受着就是。 九点半，我就到了茶室，选了一个靠角落的位置。十点差两分的时候，茶室的门被推开了。一个穿着深灰色夹克、身形有些佝偻的男人走了进来。他环顾了一周，目光锁定了我，然后径直走了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