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授衔之后，北京，周恩来见到了李治。两人寒暄几句，周总理没有绕弯子，直接说道：“你被评为少将，低了些。”李治却笑着摆手，答道：“什么军衔不军衔的，有饭吃，有地方住就行了。” 一句话，听起来朴素，却很像李治一生的作风。他曾救过贺子珍，也曾在长征途中救过周恩来。论资历、论贡献，他的确容易让人替他抱不平，可本人对此看得极淡。 李治1899年11月出生于江西永新，父亲是一名木匠。少年时期，家乡霍乱流行，身边有人因病去世，这件事让他很早便立下志向：学医，救人。 凭着努力，他考入上海南洋医科大学。毕业后，李治在南昌开办诊所。遗憾的是，诊所开业仅一年，他便被国民党军队强行征用，成为一名军医。身在旧军队，他看见的不是治国救民，而是腐败、混乱和官兵之间的隔阂。 1930年，蒋介石发动对中央苏区的第一次“围剿”，张辉瓒部在龙冈战败，李治也随之被红军俘虏。对他影响最大的，并不是战场上的胜负，而是红军对待俘虏的态度。 红军没有因为他原属国民党军队便加以羞辱，反而为受伤官兵治伤，耐心讲解革命道理。李治看在眼里，心里有了判断：这是一支真正把士兵当人的队伍。 不久，他选择加入红军，并进入红军医院工作。1931年2月，毛泽东到医院看望伤员，注意到一名陌生医生。贺诚介绍说，此人原是张辉瓒部军医，受过正规医学教育，医术很好。 毛泽东随后接见李治，得知两人同为永新人，便笑着说：“你和贺子珍是老乡，和我也算半个老乡。”这番话打消了李治的拘谨。毛泽东还叮嘱他放下顾虑，把医术用在红军伤员身上。 李治没有把自己只当作一名坐在医院里的医生。行军、作战、转移途中，哪里有伤员，哪里就能看到他的身影。他既治病，也接生；既负责教学，也照顾老弱妇孺。条件越艰苦，任务越繁重，他越不肯退缩。 1935年，红军进入黔西地区。一次敌机突然袭击，贺子珍为保护伤员扑倒在地，身上多处负伤。战斗间隙，李治迅速为她检查、止血，并从伤口中取出弹片，使她脱离危险。 毛泽东得知情况后，亲自向李治道谢。有人称他医术高明，给他取了“大金刚”的称呼，李治却连连谦让，不肯把救治伤员说成个人功劳。 真正让周恩来记住他的，是长征途中的一次急症。当时周恩来抵达云南后持续高烧，先后有医生判断为重感冒、疟疾或胃肠炎，打针服药均不见效，病情一度十分危急。 李治会诊后认为，这是阿米巴菌引起的肝脓肿。其他医生起初有所疑虑，他便通过穿刺检查进一步确认，结果抽出了脓液，证明判断准确。 当时没有完善的手术条件，也缺少有效的消炎药物。李治只能采取应急办法，让脓液排出体外。经过治疗，周恩来逐渐退烧，身体恢复后重新投入指挥工作。后来在延安见面，周恩来紧握他的手说：“长征中治好以后，肝脏再也没有疼过，你救了我一命。” 这份情谊，并没有变成李治谋取待遇的资本。1950年，他奉命参与筹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卫生工作。学院刚刚成立，卫生部连基本医疗器械都不齐全，急需一笔经费。 李治先向刘伯承提出申请。刘伯承当时同样面临经费紧张，只好半开玩笑地建议：“你可以去北京向毛主席申请嘛。”李治于是带枪赶到中南海，准备直接面见毛泽东。 警卫发现枪支后前来阻拦，毛泽东得知来人是李治，便吩咐放行：“别说带着枪，就是带着刀子，也让李治同志进来。”见面后，李治说明卫生部需要购置器械，开口申请三千万旧币。 周恩来听完笑了起来：“这是刘伯承让你来要钱，他自己不好开口，你被他骗了。”毛泽东也笑了，随后批准将经费增加到三亿旧币，军事学院卫生建设因此得到缓解。 1955年，李治被授予少将军衔。有人认为，以他的革命资历和贡献，这个军衔确实偏低。周恩来替他惋惜，李治本人却只把军衔看成组织安排，从未拿救命之功要求特殊照顾。 他长期使用一条破旧羊皮褥子，家人劝换，也被他拒绝：“这是长征时铺过的。”对子女，他同样严格。小儿子在西藏边防部队因生活艰苦想调往直属单位，李治写信要求军区不要照顾，让孩子留在艰苦环境中锻炼。 1989年2月，李治因病在北京第三〇一医院逝世，享年91岁。周恩来称他军衔偏低，李治却用一生表明：真正被他看重的，从来不是肩章上的星数，而是手里的医术和肩上的责任。 特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