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95年春天的北京，劳动部的新任局长闪淳昌接到一项特殊任务，这个任务是研究把每周工作时间从44小时减到40小时。这听起来像是为了让大家多休息，但背后的真实原因和就业压力有关。这项调整会改变中国人的生活节奏，它的影响比最初的设想要多。 当时国家有一个难办的问题，就是下岗工人的数量在变多。决策层的想法很简单，要是让每个人的工作时间变少，企业就要招更多的人。这样就能空出岗位，让那些没有工作的人有地方去。这不光是发福利，而是一个为了就业想出的经济办法，目的是通过把工作分给更多人来解决社会上的问题。 为了让这个方案行得通，外交部帮忙收集了全球136个国家的工时资料。数据清楚显示世界主要国家普遍实行每周40小时工作制。有了这些国际经验做支撑，国内推行的阻力小了很多。事实说明缩短工时并没有让经济变坏，反而为后面的制度变革提供了数据基础和国际参照。 在1995年3月25日，国务院发布了第174号令。该令规定从当年5月1日开始，实行每天8小时、每周40小时的工作制度，并且确立了双休日。这个命令结束了从1949年以来实行的每周48小时单休的制度。从那以后，中国人每年属于自己的时间从只有59天开始变多，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大的变化。 回想之前的日子，星期天过得也不轻松。清晨要排队买菜，上午忙着拆洗被褥，中午给远方亲人写信。如果有电影票，下午还得洗头换衣去看电影。公园裡有很多人，不是因为风景好，而是因为大家只有这一天能出门。年轻人也把相亲安排在这一天，每一分钟都有家务和社交的事。 春节是那时唯一的长途出行机会。平时没有休息日，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只能忍着等到过年。绿皮火车的车窗边挤满了人，站台上排着长队，连厕所里也站着旅客。广场上有许多人和编织袋，这形成了一种壮观又让人难过的画面。这种大量的流动，是因为休息时间很少而导致的集体释放。 在《劳动法》出来以前，休息像是单位给的好处。住房、医疗、还有结婚介绍信都由单位管。如果有休息方面的争议，只能找领导或者工会去说。1995年实施的《劳动法》让情况变了，它写明了工作时间的上限和加班费的标准。休息从此不是人情上的给予，而是法律给的权利，这表示社会从人情关系向契约关系转变。 在推行初期的时候，情况并不是一下子就变好。建筑业的农民工对休息这件事有反对的想法，因为他们很需要挣钱来付学费和建房费，他们认为休息就是在浪费金钱。普通市民也有一些不清楚的地方，他们不知道多出来的星期六应该做什么。有的人选择在家里睡觉，还有的人回到单位去用那里的暖气。这种不适应的情况说明了人们在长期紧张工作之后，对于突然有的闲暇时间感到不知道该怎么办。 过了几年之后，有意外收获出现。因为闲暇时间变多，所以电影、商场、旅游和餐饮有了发展，假日经济也在这个时候开始有了一点样子。人们开始花钱去买服务，第三产业也很快地兴起来。当初担心没有活儿干的顾虑后来被证明是多馀的，产值效率没有降下去，反而让新的业态和经济增长点出现，这也说明休息和生产可以一起存在。 在2024年，法定节假日和双休日加在一起，全年的休息时间有115天以上。虽然条文规定调休后的连续工作天数不超过6天，但是新的问题也出现了。人们讨论996是不是对的，也担心下班后收到的群消息算不算加班。企业担心考勤和成本的问题，年轻人不想让自己吃亏。时间的数量变多了，但是时间的质量和使用方法成了大家关注的新地方。 看1995年的改革，开始是想让岗位变多，结果却让几亿人有了星期六。以前人多是因为没有时间，节日是让自己做自己的机会。现在路上还是堵，但是心情变了。我们从缺少热闹变成了拥有后的担心。当时间真的在自己手里时，怎么过时间是一个一直有的问题，这也是社会进步带来的新问题。 特别